1940年上半年,要说中国最活跃的人,莫过于汉奸汪大卫。
1月24日,汪大卫与内蒙、华北、华中地区的汉奸头子王克敏、梁鸿志、李守信等在青岛举行会谈,达成形式上的统一。
从年,中国被分成了五个国家,分别是清先生领导的重庆政府,溥仪的东北“伪满洲国”,北方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金陵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汪大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整合了除“伪满洲国”以外的日军占领区,辖江苏、淮海、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中原、福建等省份及南京、魔都、汉口、厦门等特别市。除了江苏、淮海、安徽三省的形势较为完整外,其他省区往往仅占有少数县。
即便如此,汪伪政府声势也不小了,已经能跟重庆政府分庭抗礼。
1940年,属于中国人民抗日大业最艰苦的岁月。
国际上,英国迫于日本压力,一度封闭了“滇缅公路”;法国迫于压力,封闭了“滇越铁路”;只有美国对日本禁运,还有陈纳德参加抗战,但是整体上来说,没有深度介入中日之间的战争。
而在国内而言,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汉奸!
电影《地道战》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民兵队长高传宝在大槐树下敲钟传达情报: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
要说“汉奸”,顾名思义得从汉朝讲起。
汉奸的鼻祖,当属汉文帝时和亲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说”(音读“月”)。此君为报私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单于,为其出谋划策,“对症下药”地对汉朝进行军事袭扰,甚至直逼长安城下,一时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之患”。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静,向日军提供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埋伏,直接导致百战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战死。
在金陵保卫战中,一到晚上根据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
那么,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汉奸现象”的繁衍,跟价值观的沦丧和国家不统一有关。
大汉江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小汉奸的说法则是:“人总得活着,伪军有军饷,能养家。”
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近代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为外国侵略者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
所以说,中华民族沉沦太久了,到了需要流血牺牲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鲜血和折磨,无法实现凤凰涅槃。
在这种情况下,秦笛明知道有人牺牲,却不敢伸手相救!
1940年2月,抗日英雄杨静雨,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静雨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
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能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
杨静雨沉默一会儿叹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