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肃忙得脚不点地，似乎是在跟一群文官讨论各处山区屯田效果的试点，眼看着就有郑玄门生中的国渊、孙乾。似乎这俩人还比较好学，愿意管理普通民政财政，不比郗虑、程秉那些绣花枕头，只会礼法教化。
看到李素来了，鲁肃也不得不起身招呼。
“什么吟诗作对，我与师妹在家修书呢，《齐民要术》，写完你们就知道了，对你们组织百姓屯田也大有裨益。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们组织百姓屯田规划得如何了，谁的试点比较成功。”李素毫不脸红地撒谎，根本不用打草稿。
原来，自从那天和蔡邕、吴匡无功而返之后，刘备军虽然知道今年是没法南下攻打刘焉了，但民政方面的准备工作却是一刻都不得闲，全部在为“如何把西线剑阁的战略资源调度到东线钓鱼城”作着准备。
这个准备，可能需要一个冬天，再加上一个春天，也不一定能建设完。未来还要长期种田改善蜀中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讲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部队都打到剑门关外了、而历史同期原本在巴郡那边也不存在钓鱼城，那么，后世攻下汉中后的钟会、邓艾，为什么没想到从剑阁转向江州攻击成都呢？为什么非要耗着，或者是偷渡阴平呢？
别人做不了，就说明其中自然有难度，这里面最大最显眼的难度，就是部队、武器和军需物资转运的损耗。
刘备派张飞打巴西的时候，调动的兵力并不多，所以可以少量军粮翻过雨山（大巴山在南郑以南那一段）山脊陆路运到宕渠上游，再走宕渠水路下运。
但对付刘焉在江州方向的两万大军、坚固城池，那就不是速战速决，而是长久围困了，需要的粮食消耗会非常巨大，只有当时关羽绕后甘宁、张鲁那条嘉陵江水路，才可以满足运输的损耗。
因为嘉陵江的支流西汉水，是通过阳安关关前的，汉中盆地征收的粮食，不用翻过任何诸如秦岭、大巴山级别的险恶高山，可以走平原陆运，也就是南郑-阳平关-阳安关，一共一百六十里相对平坦的陆路运输，后面就都是水路。
在蜀地，船运的成本至少比平地陆运便宜五六倍，比山地陆运便宜几十倍。
所以只要嘉陵江能通航，哪怕从葭萌县先到垫江、再到江州、再逆长江而上到成都，绕那么大一个圈子，最终的总运输成本依然比陆路从剑阁道、江油道、绵竹关、成都的陆路便宜好多倍。
尽管前者这个大圈子的水路总航程超过一千五百里，而后者的山路、陆路运输距离只有五百里。
水路成本优势那么大，刘备军现在却没法用，历史上后来钟会邓艾也没法用，那唯一的问题就出在了嘉陵江的航运条件上了——
沿着大剑山往南山区流淌的嘉陵江，落差太湍急，之前关羽速战速决时顺流而下，很多船都是有进无退，不空载拉纤根本回不到上游，只有“一波流”的情况下才能走。如果一波带不走敌人，要持久战，把船拉回上游二次装货成本就极高。
李素一开始也想模仿上庸那边、解决汉水中游过于湍急、船放下去回不来的问题，搞船闸，但后来发现嘉陵江比汉水水量多太多了，这个时代的工程技术根本搞不出船闸。
然后鲁肃就结合李素的提议，又综合考察了蜀地本地人的经验，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嘉陵江各段河谷最为湍急的地方，设立流民移民点屯田，确保当地有足够多的本地劳动力。
这样就可以在船队抵达落差太大的险峡时，组织民夫拉纤、让空船盘滩而过。
别说，这一手还真是蜀地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积累出来的经验，一直到民国的时候，长征路上金沙江老君滩以上无法通航，蜀地人民还是拉纤盘滩而过（把船里的货卸下来，用人力或者车马运过险滩段，然后把吃水变浅的空船拉过湍急险滩，再把货重新装船。“盘滩”是蜀地独有的水路运输方式，就因为落差太大了）。
只不过到了清末民国，蜀地人口比汉朝时更密集无数倍，有很多百姓都在长江、嘉陵江沿岸形成商贸集镇，整个镇的百姓壮劳力可能都是职业纤夫，帮商船队过险滩。甚至抗战的时候把沿海省份的工厂都内迁到蜀地，都还靠纤夫把上千吨的商船拉过长江三峡。看看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航运的卢作孚的事迹就知道了（卢作孚就是江州钓鱼城人士）。
鲁肃被李素提醒后、所想到的思路，当然也是对的，至少比历史上几十年后诸葛亮的思路还要先进了。
因为诸葛亮直到最后一次北伐，也没能鼓捣明白“从成都水路运粮到汉中”的办法，不得不扛着“成都四斛粮运到汉中只剩一斛”的后勤惩罚北伐。
要是能打通水路，虽然路程远了三倍，但成本暴跌，四斛粮至少能有两斛半能运到汉中，成都平原的国力和民力动员效果，也会翻上两三倍。
但要在沿岸不便于无外力行船的险滩山谷附近、常年驻扎那么多本地民夫，首先就要在这些地方开屯田，确保移到那儿的流民能自己养活自己。
为了这个具体方案，鲁肃和国渊、孙乾也是没少费脑力。
李素觉得，自己刚好可以拿出这些天跟蔡琰整理好的“梯田”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