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代就已经确立把“儒教”、“道教”、“佛教”合称“三教”这个说法。
在汉代初期（即公元前二世纪），还不存在什么“三教”。佛教是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传到中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佛教，当时连儒教和道教也都不存在。
那个时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早就存在，而且《论语》、《老子》、《庄子》等也已经基本被整理成与现存书籍没有太大差异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当时只不过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及学说的文本，并不是儒教和道教的经典。
即使“诸子百家”这个说法本身，也是公元前一世纪（即西汉刘邦时期）才被作为支撑王朝体制的理论体系化，而发明的分类法，并拥有被神格化了的几本书籍即经书。
从汉武帝（即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对五种经书设“博士”，把儒教定为国教。但是，直到这时，“儒教”一词还没有出现。
在汉代，被称作儒教的学说，常用“德教”一词表现。到了东汉，儒教的优越地位更加巩固。虽然佛教已经传来，但是最初对儒教丝毫没有构成什么威胁。“教”就是儒教，都没有必要特意称呼“儒教”。开始出现“儒家之教”的说法，是因为出现了有必要与其他“教”区别的情况。
公认的说法是，道教团体的前奏太平道引发的黄巾之乱(184)，以及由此带来的汉帝国崩溃、三国时代、南北朝时代的国土分裂、五胡十六国、六朝等短命王朝(除了晋朝)，几百年间兴亡继起，才使得儒教的权威低下，出现了与道教、佛教三教并立的时代。
正因为“教”是“教”，所以必须要有君临凡界的教祖和记录其政治信条的经典。
道教为了能成为“道教”，有必要说明神格化后的老子化身“道”，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人间世界提供了文本“经”——《老子》一书，即把《道德经》作为道教的基本经典。《老子》并不是有关处世术的书籍，而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信条)。佛教也是因为对世俗的王说最高的政治统治术——佛法，才成为“教”。
树立起君临于此三教政治思想之上的王权地位的，是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大唐帝国，皇家姓礼，拜老子为自己一族的祖先，所以道教受到重视。教徒也趁此机会完成了仪礼和教义的体系化。
佛教则有玄奘(602~664)，排除万难前往印度取回大量经典，通过翻译介绍，进一步强化了镇护国家的教义。
唐王朝国家的统治机构也是以儒教经典《周礼》为范本设置的。因此，实际上，唐代“儒”、“佛”、“道”三教以并存的形式，在皇朝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