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爱因斯坦、波多尔司机和罗森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
后人用他们的首字母称为EPR实验。
这个实验指的是可以制备两个粒子A和B的“圆”态，使得在这个状态中两个粒子的某个性质（如电子的自旋角动量、光子的偏振）相加等于零，而单个粒子的这个性质不确定。
这样一对粒子称为“EPR对”，属于量子力学中的“纠缠态”。
最早EPR实验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辅证爱因斯坦自己的观点，但神奇的是在1980年，阿斯佩克特等人做了EPR实验，确定了EPR现象竟然是一个真实的效应。
这也是很多爱黑孜孜不倦反复鞭尸的黑点，
然而他们完全忽略了如果只关心量子力学测量的结果，那么EPR关联并不会超光速传递信息，这个问题只会做把波函数当成是物理实在的时候才会发生。
话题回归到EPR现象。
而正是基于EPR现象被实锤为真，这才有了量子隐形传态的实验基础。
众所周知。
量子隐形传态的基本思路是这样：
让第三个粒子C跟B组成EPR对，而C跟A离得很近，跟B离得很远。
让A跟C发生相互作用，改变C的状态，于是B的状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时A和C这个两粒子集合的状态有四种可能，分别对应、11四个字符串。
B的状态也相应地有四种可能，每一种可能都跟A最初的状态（即你想传输的目标状态）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可以通过某些量子力学的操作变成目标状态。
对A和C的整体做一次测量，A和C就随机地突变到了、11这四种状态中的某一个上，B也突变到了相应的状态。
现在你得到了一个两比特的字符串，或11，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密码。
把这个密码通过经典的通讯手段（比如电话、光缆）告诉B那边的人，对B按照密码进行操作，就得到了A最初的状态。
而这个实验的粒子就光子，整个实验就是量子隐形传态的概念。
并不复杂，也很好理解。
而说道量子隐形传态，就不得不说一个误区。
那就是许多人把量子隐形传态当成了瞬间传输，不花时间就能传输到无限远处。
然后高呼这样就推翻了相对论，爱因斯坦就是个辣鸡，民科赛高！
还有人以为凭这一招，信息传播速度就可以超光速，我们可以跟光之国的迪迦即时通话聊大骨熬汤应该加多少盐。
这是完全错误的。
通过测量让各个粒子的状态突变确实可以不花时间，但是光凭这一步是无法得到目标状态的。
为了知道对B要做什么操作才能得到目标状态，必须把那个两比特的字符串传过去，这就要通过经典的通信。
而经典通信不能超过光速，所以量子隐形传态不能超光速。
因此它并没有违背相对论，爱因斯坦依旧是那个yyds。
目前本土世界的量子隐形传态是在1997年实现的，当时潘建伟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塞林格教授组里读博士。
他们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实验量子隐形传态》（可以搜“portation”）的文章，潘建伟是第二作者。
这篇文章后来入选了《自然》杂志的“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
跟它并列的包括伦琴发现X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等等，这个阵容强大得吓死人。
这篇文章在相关领域的重要性，差不多类似于平安格勒战役对二战的贡献吧。
如果关注科研信息比较多的同学，应该记得15年有这样伊泽消息：
中科大潘建伟项目组实现量子瞬间传输技术重大突破。
这项成果后来被英国物理学会评为2015年度十大物理学突破之首，被中国科技部评为201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