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楚”作为国号，众人也都是赞同的。
“沈”虽然也能用，但是毕竟只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而且还是楚国的附庸，用作国号的话很不够排面。
而且用自己的姓做国号，从古到今基本是没有的。沈墨想一想觉得别扭。
其实他想曾经想过用“周”作为国号，周既有历史上的八百年江山，这个字本身也有圆满统一的意思。
但是一想到自秦以后，凡是用周作为国号的都很短命，尤其是用周作为国号在衡阳称帝的吴三桂死了也就两年时间，沈墨自己直接在心里就否决了。
况且，就算目前用“楚“做国号，以后称帝以后也可以改的。
朱元璋昔日被小明王韩林儿封为吴王，但是后来当皇帝正式立国后还是改成了”明“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号。
以后若是有必要，也可以再改的。
定下国号之后，下来就是设定组织架构了。
其实明清两代，作为封建统治的官僚系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步了。
清代继承明制，也基本上全盘继承了明代的政治制度。
沈墨虽然来自后世，但是却一直明白一个道理：后世的很多制度可以借鉴，但是却不能生搬硬套。
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制度，如果非要说有完美的制度的话，那也必然是最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状态的。
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部落制度，乃至奴隶时代的分封制还是秦大一统后的官僚制和分封制的结合，到后来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都是社会逐步发展的结果。
如果有人非要在二十一世纪搞封建帝王制度，那纯粹是自己找死。
别说二十一世纪了，二十世纪初，满清刚灭亡才几年，袁世凯还想过一把当皇帝的瘾，就被天下人一起起来反对，只当了八十一天皇帝就嗝屁了。
逆时代潮流而行，肯定要被时代所淹没的。
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除了要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之外，还要具体地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所谓的皿煮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和地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同样也没有放之四海而通用的制度。
同样的道理，要在原始社会搞资本主义，要在封建社会搞自由皿煮，根本更是一场天大的笑话，只会让自己的统治更加快速的分崩离析。
王莽那位老兄从个人才能上来说的确很牛，但是却有点过于理想主义里，脱离了现实瞎胡整，结果好不容易篡位建立的新朝存在了二十年就完蛋了。
当时的社会根本就没有给他那些标新立异的制度生长的土壤，他不失败才是没有道理的。
世易时移，因地因时制宜，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沈墨可没有疯狂到要在十七世纪当总统的想法。
到了要讨论组织架构的时候，沈墨还是打算先听听于成龙的意见。
结果于成龙沉吟了一下后说道：
”主公，我想向主公举荐一个人。如果这个人能来帮助主公的话，那不仅主公的名望会更上一层楼，而且对于天下反清义军的号召力能有极大的增强。这位先生无论是个人才学还是见识洞察都远远超过老朽。论起操守来，老朽更是自愧不如。最重要的是，根据老朽所知，这位大贤如今就隐居在衡阳附近。“
”哦？于先生说的这么郑重，真是让我很好奇，到底是哪一位大才能让于先生这么推崇？而且还正好就在衡阳附近？“
于成龙的话成功地勾起了沈墨的兴趣。
说起来，托当年明月的福，沈墨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于明朝的人和事情都还算熟悉一些。
对于清朝，前期和晚期知道的倒是多一些，毕竟这两个时间段都是教科书上着墨较多的。
但是康熙到咸丰道光这几个皇帝时期的人和事，相比较起来则陌生了许多。
就算知道一些，也多数都是一知半解，获得的渠道大部分都是从影视剧乃至一些历史中知道的。
要是真的知道一些什么历史名人，而且还是那种抗清名人的话，他肯定早就派人去请了。
所以于成龙的话成功的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于成龙道：”主公是否知道姜斋先生？“
沈墨听得一脸茫然，摇摇头表示完全不知道。
古代的文人名字往往都很多，除了大名外还有字。除了字之外还有号。而且有时候还有好几个号甚至好几个字。
马甲太多，让后人往往很难记得住谁是谁。
耳熟能详的也就是青莲居士李白、易安居士李清照还有东坡居士苏轼。
就说苏轼吧，光字就有两个，一个叫做子瞻，另一个字叫做和仲。
你说东坡居士，沈墨肯定知道。但是你说苏子瞻，或者苏和仲，沈墨肯定懵逼。
比如说于成龙自己，字北溟，号于山。
对于同一个人，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称呼起来也各不相同。亲近的，地位相同的人往往称呼他的表字。
而不熟悉的人，或者是晚辈则往往称呼其号。
名字则往往是上位者称呼或者是在正式场合正式公文中使用。
于成龙看到沈墨的表情，歉然一笑，补充道：”姜斋先生就是王而农。他的大名叫做王夫之。“
沈墨听了恍然道：”你说的王夫之啊？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
于成龙被沈墨的话搞得有点糊涂，问道：”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主公此言从何而来，另外两位又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