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由于有人在北京（今河北大名，为抵御辽人而设置）被捕叛变，机密泄露，兵变被迫提前举行，德州、齐州也无法响应。叛乱波及三州。
贝州兵变后，北宋政府派驻贝州的官员大多被杀，王则等人“建国曰安阳”“改元曰德圣”。在贝州城里“以一楼为一州，书州名，补其徒为知州，每面置一总管。”对十二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老百姓全部在脸上刺字：“义军破赵得胜”。
刺字这个，是晚唐五代恶习遗留，为了防止军队逃散，旁人见刺字便知道是逃兵。宋军内同样如此，有罪之人同样有刺字发配一说。
庆历年间，叛乱虽然多，但是自建年号，敕封州县的，这王则是头一号。加上运用地方宗教势力起义，影响广泛，不少信民都加入了队伍，很不好处理。若是不迅速镇压，演变成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那就是天下大乱，不可收拾。
北宋朝廷得到兵变的消息，即派军队将贝州包围，先后用构筑木制高楼（当时称为“距闉”，与城墙一样高），收买贝州百姓用大绳子缒城把官军拽上去等方式攻城，都没有成功。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正月，赵祯派文彦博率军攻打贝州，为避免掣肘，特许他可以“便宜从事”。文彦博于正月十六到达贝州，采用挖掘地道的办法，派人潜入城中，“杀守郫者，垂絙引官军”。终于在闰正月初二把贝州攻下，贝州兵变至此失败。
又是木制高楼，又是绳缒，又是挖地道，单看这些描述就知道，为了镇压这场叛乱，朝廷耗费多少心血。
如此，也就不难想象赵祯为什么对王则如此恨之入骨了。在赵昕记忆之中，赵祯为了维护自己盛德之君的美名，处处向汉文帝看齐，宽刑慎杀，好像没有其他人遭遇过这等极刑。
王则死了，赵祯很开心，不仅亲自看极刑的行刑过程，事后更与群臣大摆宴席，庆贺此事。
而赵昕则是半点开心的心情都没有，喝到嘴里的清酒，全没个滋味。
王则在贝州发动的这场兵变，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暴露出来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一个王则自然不算是什么，但是国内如今，可谓是有千千万万个王则。
暴露问题一，河北地区一直是宋朝北部边防的前线，不仅百姓要承担繁重的赋役，衙前小吏也备受盘剥。当时的北京留守说：“衙前公人，亡家破产，市肆商贾，亏本失业者，不可胜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贝州兵变不仅有普通百姓参加，也会有州吏做参谋。正是有体制内部的人参与，叛军才如此有凝聚力，久攻不下。
暴露问题二，北宋政府的募兵政策不同于以前，兵源主要是破产的农民。所有人都认为这样的政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有百代之利。但是，这样的政策把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引入到军队之中，使备受压迫的农民合法拥有了武装，因此，宋朝的兵变就成了农民起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想着解决矛盾，但想着转移矛盾，矛盾自然不会惯着你。
暴露问题三，除了有小吏及军队帮助外，还有大量平民加入叛军，他们之所以加入，大部分是因为宗教因素。历朝历代对于宗教问题都很重视，利用宗教发动叛乱起义者，也数不胜数，但凡现实生活不错，百姓何至于皈依宗教，愚民总是有的，但是哪里来这么多。
身处火药桶之上，为什么还能够如此安心地喝酒呢？赵昕不理解，一杯又一杯酒入肚，心中烦闷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