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在河北大地杀伐多年，军事力量虽然强劲，却一直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候来修往，飘忽不定，没有人民作为后盾支撑，也就没有可持续的兵源和物资作为补充。
没有土地，也就没有立国之本。
石勒要收取江汉、江淮以作为自己的据点，也是在连年征战中慢慢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苦于关中、河东等地已各有其主，自己才不得已而南下。
张宾却认为，收取江汉，就等于是白白丢弃了先前在北方打下的一番基础。
张宾还认为：
如果石勒一意孤行，执意南下，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石勒开始时特别地烦他，后来看见他次次都跳出来说相同的观点，而且每一次都说得这么地恶毒，这么地危言耸听，遂特别注意上了他，认真地思考他说的话。
这次，决定遵从他的意见，转头责备刁膺道：
“你的责任是辅佐我成就功业，却一开口就劝我投降，要你何用啊？！本该斩首你，不过考虑到你本来就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小人，饶你一死罢了。”
遂将刁膺降为将军，升张宾为右长史，并加中垒将军，称“右侯”。
次日，石勒按照张宾所说，指挥辎重次第北上，自己率主力殿后，又命侄儿石虎率两千骑兵往寿春虚张声势。
石虎在计划执行中出了点小意外：
他的部队途中遇晋军航运物资的货船、便争相上船进行掠夺，不意被晋军打得大败，溃逃百余里，所幸石勒率主力列阵接应，方得安然北返。
从此，张宾说话的分量大大提高了。
石勒的战略方针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进而走上了一条王图霸业之路。
也就是说，石勒能成就一番帝业，张宾功不可没。
而从客观上来说，因为张宾的助纣为虐，也使得中国北方的百姓长期生活在困苦当中。
石勒引兵北还，以战养战，途中连续攻下了江夏、新蔡、南顿、许昌等城，军中的给养渐渐地充实起来了，军中的士气也渐渐恢复了，兵锋直逼邺城。
就在石勒准备开打之际，张宾又提出了他的高见。
他又献策道：
“邺城三台的晋军虽然不多，但易守难攻，硬攻不见得就能拿下，还不如暂时将它舍弃，时间一长，晋军粮乏，自然溃散。更何况我军长途奔袭，兵力已疲，幽州的王浚和晋阳的刘琨对我们虎视耽耽，现在决非强攻的最好时机，我们应该先选择一个险固的地方为都城，广聚粮草，构筑基业。”
石勒对张宾言听计从，先赞一句道：
“右侯言之有理啊！”
接着问道：
“右侯觉得何处可供我聚兵养兵？”
一口一句“右侯”的，也不嫌肉麻。
张宾用手往地图一指，缓缓说道：
“邯郸和襄国两地原为赵国的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将军可选其一。”
"那就襄国！”
石勒遂下令放弃攻打邺城，将粮草全部运送至襄国，积蓄力量。
到了襄国之后，张宾又提醒道：
“我军屯积在这儿，肯定会招致幽州的王浚和晋阳的刘琨对我的忌惮和敌视，而我们的城池还没加固，粮草还不算充足，着实堪忧。现在广平诸县的庄稼已经秋熟，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抢掠，并派使者回都城平阳，向圣上详述我军在襄国驻扎的缘由。"
张宾这条“妙计”一出，附近冀州郡县的百姓可就遭殃了，他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全被石勤的悍兵抢了个精光。
这一年，饿殍遍地，死人无数。
平阳的刘聪这时正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收到了石勒驻军襄国的汇报，不敢对石勒多想，也不愿多想，只求大家和和气气地生活下去，遂加封石勒为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上党郡公。
由此，石勒在襄国深深地扎下了根，不再流动作战，渐渐有了争霸天下的气象。
且说那晋憨帝司马邺诏书中提到的另外两个人是幽州的王浚和晋阳的刘琨。
这两个人，也在张宾与石勒密谋之时，被屡屡提到的人物。
可见，王浚和刘琨都是当时之豪雄。
王浚，字彭祖，太原晋阳人。
太原王氏可是北方的大族。
王浚的父亲王沈很有文才，为魏主曹髦所尊重信任。
当年曹髦要率领宿卫去跟司马昭拼个你死我活，事前和王沈谋划和敲定了每一个实施细节。
可是，王沈暗地里却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他背过身就向司马昭告密了。
究竟这复杂的局面又将如何破局？
诸位看官，请听下一个回合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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