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大明朝后期的财政收入数目是很稳定的，官员只是据历年之前的交，而丝毫不管经济体量的增长，与白银的贬值。
现在的大明朝现行的财政政策并不复杂。现在的政府财政收入除了田赋主要有盐专卖；茶专卖和工商杂税（分为关税、矿税、酒税、渔税、关市税等。）
但现在杂税与荼税几乎是完全收不上的，一年不过几万两而已；而海关税虽然有十多万两，但却连真正应收款项的1/10都不到；为了保证收入，明政府不断进行田赋加派。再这样下去只会官逼民反，患起萧墙。
而大明的财政支出最大的则是:即军费、俸饷与政府冗费。其中细分有皇室支出（俸禄、生活费、宫殿与陵园费用）;军费支出；体饷支出；水利事业费；冶炼织造与外贸海运费用;学校科举费用；与优抚救济支出。
自嘉靖后期，财政困难，宗室的支出被一再削减，最终成为定额，每年约一百万两，对财政支出的占比已经很小。此时的宗世人口是十万出头，内部贫富差距极大，最低层的小宗室甚至根本没有名份（不上玉蝶），一文钱也收不到，又缺乏技能，过得甚至不如平民。
（明末宗室人口二十多万，支出不及晚清八旗的十分之一，但清末财政收入是明朝的几十倍。）
但是大的宗世支系（各地藩王）却都是大地主，鲁王占山东土地近三成；河南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在当地的藩王手中，“中原膏腴之地，半数归藩王”，福王拥有土地超过200万亩，各地藩王土地少着七八十万亩，多者300余万亩。但他们却不纳税。
同时，大明有“士绅优待”的政策，原本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可以免除一定范围内的田赋，但渐渐地却演变成了有功名的人就不用缴税，这不符合大明的律法，但却是现实。而这就进一步的促进了土地兼并：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十分之一，为人佃作食力的占十分之九。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至十余万亩。
这导致了大明作为一个农业国，却连农业税都上受不上来！
而是在这样财政收入不断缩小的情况下，为了应对以后金的战争，军费开支却逐年增加一一大明快要崩溃了。而军事的崩溃必然晚于经济的崩溃，因为大明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所以只要有钱就可以无止境地购买武器，训练士兵，但是大明快没钱了。
而这篇公文确指出了一个道路，一个未曾设想的道路。
建立二级税制，要为将市肆门摊税（营业税）、当税、牙税（交易税）、契税（不动产财产税）等本来就几乎说不上来的税，完全的分给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目前占财政收入比重最大的田赋（农业税与人头税）也从原先的制度中进行了微调，由地方政府收取，按比例（四六开）交给中央政府，剩下的（四成）留给地方。
原本，明代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收多收少都一样。而现在变成了有比例的，毕自严与枢密院寄希望以此来刺激它增加税收。
而中央政府除了田赋以外，重点收取三大税，即盐税、矿税和关税。这三项税收原先是有地方收取，在转交中央，而现在要改成直接由中央派人收取。
盐税，是指对盐的生产、经营和进口收税。而矿税对一些种类的有色金属征收的特别税，与开矿、榷税的税收。关税分为常关税和税海关税。常关税是一种过境税，于水、陆交通要道、关隘等地方，均设关卡，向通过货物课税；而海关税主要是进口税与出口说。
这三个税，它们税源巨大，但与地方士绅利益关系太大，所以地方政府并不愿意去收，收上来的部分连理论数觉得1/5都不到。说句气话，那就是：还不如不收，因为实际受伤来的数字，简直就是在侮辱人！茶税、商税一个东南富裕的省份，竟仅仅几百两银子，这已经不仅仅是阳奉阴违了，这分明是在挑衅！
所以想把这三个税务直接归入中央，可能会有一点困难，甚至需要实行一些暴力的强制手段。但它是切实可行的，这点困难并不能阻挡结果的成功。
农业税与商业税实在是太难收了，这对一个政权的基层控制能力，和治理能力有着非常严峻的考验。
但三大税不同：境内的盐场、矿山和海港是有数目的、也不会移动的一一只要控制了盐场，就能收盐税；只要控制了矿山，就能收矿税；控制了港口和关口，就能收关税。
而想要达到上面的要求，只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地方政府对于中央至少明面上是服从的；二是在地方政府的辖区内，有着一定数目的、至少可以控制税源地的、有一定战斗力的、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军队一一恰好，这两个极低的要求是大明还可以达到的。
这个财政税收计划的愿景看起来是如此的美好，让人心动不已：它强化了朝廷对地方重点地区的控制，并且大大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
但是朱由校选择拒绝！一一至少不会全盘接受，当然也绝对不会全盘否定就是了。
如果不是前世较为爱好历史，所以知道的比常人多一些，朱由校绝对会毫不犹豫的批准这项计划，并且大力推行。因为这份计划有着极大的缺点，只不过以这个时代的人因为视野的界限，而难以察觉罢了。
毕自严与枢密院所提供的。这是一份可以解决当前财政问题的计划，但不利于将来，认朱由校为绝对不能就这样实行下去，必须进行一定的修改，因为它太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