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归属南皮刺史部管辖，东临渤海，南邻青州，北邻幽州，都南皮。辖八城，有百姓十三万二千三百八十九户，人口有一百一十万六千五百，可谓是一个非常富庶之地。
但刘悝对此并不知足，还经常闹出事情。
桓帝时因为有天子刘志护着，没人敢对他怎么样。
但现在他被天子刘宏所忌，又被人诬告想要阴谋篡位，刘悝的处境可想而知。
冀州刺史刘焉得到朝廷的诏令，就开始派兵将渤海王刘悝的府邸封锁住，所有人都不得随意进出。
刘焉，江夏郡人，先祖乃是汉景帝刘启之子鲁恭王刘余。
虽然刘焉和刘悝都是宗室身份，但两人的地位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刘焉也不敢随意处置刘悝，而是将他圈禁起来，等待朝廷派人来审讯。
先前说过，西汉王莽篡位后，刘氏宗族的爵位特权被废除，这引起了西汉皇族的不满。他们纷纷起义反抗王莽的统治，而刘秀正式其中的一员，并最终得以重塑大汉江山。
刘秀起初依附于更始帝刘玄旗下，后来更始帝杀了刘秀的哥哥，而刘秀借助机会外出河北地区，当然这是刘秀崛起的正式开始。
初到河北的刘秀势力微弱，于是他与此地的势力人物西汉宗室真定王达成联姻同盟，而真定王侄女郭氏自然成了刘秀的第一任皇后。
此外刘秀也看到其他宗室远支势力的强大，他即位的第二年曾下诏：
“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见命尚书，封拜。”
刘秀如此之举，便是拉拢有实力的宗室，以增加自己的实力。
后来随着天下趋于太平，光武帝刘秀在建元十三年又下诏：“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
如果查询这四位宗室王爷会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西汉的汉景帝。刘秀削藩的根据正是诸位藩王与刘秀血缘关系超出五代，他们才被降封。
不过此次降封仍然让一百三十七名远支宗室获得封侯。
同时刘秀的近支宗亲也开始被封侯，并逐步晋封为王。
如此一升一降，宗室已有远近之分了。
既然有了宗室有了远近之分，那么这些宗室的政治待遇自然也就不同。
建武二十四年，刘秀曾下诏有关单位重申“旧制阿附藩王法”。
阿附藩王之法是汉武帝鉴于刘安、刘赐谋反而设立针对限制藩王的法律。
四年之后刘秀之子沛王刘辅曾陷入一场官司，其宾客连坐被杀数千之众。
在此事件之前，史书曾描绘当时近支藩王日常活动，“时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
大致意思是近支藩王大肆网罗宾客，以丰羽翼。东汉皇帝们自然不会忘了不远的
“七国之乱”伤痛，更不用说开国的刘秀，阿附之法正是此种情况下颁布。
此后的史书也不少打击诸王事件。除了打击近支诸王外，他们在经济上还是挺照顾他们的，分封食邑，诸王兄弟封侯等措施。
由于“萝卜加大棒式”的政策，东汉诸王基本上也就成了吃喝玩乐的主。
至于西汉的远支宗室，东汉政府主要以赏赐为主，但他们爵位的保障自然比近支宗室弱许多，被剥夺侯爵也是十分正常。
那么又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血缘关系疏远，东汉仍然保障他们地位的呢？
那是因为尽管西汉时期多次打击诸王，汉武帝的“推恩令”让诸王势力大削，但他们几代于同一个地方居住，已形成以宗族聚集方式，对地方影响非常大，东汉建立过程已是证明。
因此，东汉的朝廷也不能放任这些远支宗室不管不顾。
不过东汉初期这群人只能担任地方官吏，刘备等人祖辈便是例子。
但汉桓帝之后又发生了变化，远支宗族可以担任中央大员，刘焉等人是此类的例子。
众所周知东汉选官制度仍沿袭西汉建立的察举制，这就使得一些世家大族逐渐垄断朝廷的官员选拔。
刘焉等人便是利用这一机制参与东汉朝廷的管理，从而在乱世来临的时候，割据一方。
总结一句话，东汉政府对近支宗室限制严苛，但对远支宗室管理宽松。
这便是东汉末年众多刘氏割据
势力，除刘虞外，其他几乎都是西汉皇族后裔。
当然，现在的刘焉还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对于渤海王阴谋篡位一事，也是秉持中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