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伯彦道：“治大国如烹小鲜，李相公这是要刮骨疗伤，若是手法稍微不得当，骨头挂断了该如何！”
他一席话，怼得李纲沉默以对，不知该如何说。
李纲这人的特长是执行能力，谋划能力却是弱了很多，自然是说不过汪伯彦的。
而刘彦宗却是清楚得很，皇帝是肯定要动官吏制度的，见李纲被怼回来了，刘彦宗开口道：“早在半月前，陛下不是就说了吗？朝廷只管规则制定，朝廷的商行出资源、出政策，具体执行由民间商人来做，是以，不存在着全部由朝廷掌控，朝廷只需掌控国本，其余皆交由民间。”
户部尚书周朝道：“此言差矣！商人逐利，若是任之而不顾，一是害民，二是一旦形成民间强大的力量，对朝廷管制民间必然形成阻力。”
参知政事唐恪道：“吾赞同周相公所言，虽然朝廷仰仗商人税收，且鼓励商业，却不可予以过高权限，否则天下必生事端。”
赵桓如此一听下来，心中却是惊涛骇浪，没想到这些人居然一下子就争论到了这一步了。
汪伯彦周朝反对自然是站在他们这个阶层来去思考的，士大夫的本质是地主，他们拥有自己的田地，汪伯彦、周朝等人的政治任务是充实国库，业绩压力大，自然是要依仗利润高的商业，但本质来将，他们是不愿意给商人太大权力的，这是地主和商人之间的权力博弈，一旦商人在大宋的权力压过了地主，地主肯定是要操刀子的。
大宋现在的情况，对地主已经很不利了。
在封建时代，最大的地主自然是皇帝，宋以前的税收，基本是依靠的地税，全国的土地结构是怎样的呢？
皇帝论功行赏，给官僚划分土地，皇帝赐给他们土地了，但是同时也要防止土地被下面的人兼并的问题，一旦土地被兼并过于严重，一是对皇权形成了威胁，二是在上税的时候，偷税漏税更加容易，损害的是皇帝的利益。
这大宋的土地现在已经兼并得不能再兼并了，全国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土地，掌握在百分之三的公务猿手里，这个构架对皇权已经产生了眼中威胁，大地主偷税漏税实在太简单操作了。
这也是赵桓为什么要大开杀戒的原因之一，总之官员兼并土地，是国家一害，绝对不能长期放任下去。
最好的局面就是地主的力量和商人的力量在朝堂上形成新的平衡，毕竟粮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经济方式再繁华，没有基础保障，都是耍流氓！
关于这一点，赵桓最后发话了，朝廷来制定每年统一的年度目标，朝廷的商行掌握大型资源，掌控国家的战略性和民生性行业，朝廷规划商业规则，其余由民间自行经营，方能在民间形成竞争，促发商业活力。
关于这一点，汪伯彦等人显然还有意见，但是皇帝最后下定论了，两府也只好按照皇帝的定论去规划接下来的事情。
那第五点便是开海了，自太祖开国，便在沿海设立了市舶司，进行海洋贸易，且大宋的造船技术非常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