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嘻哩哗啦地笑。
我也下车，站在车边问：“有没有狼？”
“狼？有狠不怕，有人才怕呢。”
哪里有人啊，整条路上，前后都没有车经过，整个世界象是被遗弃了一般。只有呼啸的风声，掠过一丛丛低矮的草，连个虫鸣都没有。
两人解决完内急，上到马路上，又伸胳膊又扭腰，都推拖着不愿坐进驾驶室，我只得上车打火。
二姐一上车就睡着了。大姐怕我瞌睡，坐在副驾驶坚持陪我聊天。
我问大姐：“我是不是为人太狂妄，冷漠自私，自以为是？”
大姐犹豫了一下，反问我：“为什么会这样说？”
“二姐说的，她说我不会为人，所以没有朋友，只有你和她能容忍我。”
大姐轻轻一笑：“她说的也对也不对，你这个人，因为自己能力太强，所以不能忍受别人犯错误，如果对方太弱，一定会被你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毫不留情。但如果遇到比你厉害的脚色，哪怕有一点能让你欣赏，你便会心甘情愿地臣服，坦坦荡荡，从不扭捏。所以，那些眼高手低又玻璃心的人，势必讨厌你，觉得你冷漠无情，没有同理心......其实，真正的朋友，遇到问题，并不是陪你坐在泥地里哭，而是挥着鞭子让你站起来，一起找方法，解决问题。你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冷漠，内心火热的朋友，当然，如果以后能再讲点方法就更好了，因为对方可能没有你这么强大的内心。”
我不住地点头：“我以后改，我以后一定注意。”
车子一直在无人的路上开，导航也半天不聒噪一句，令人几乎要怀疑导航是不是坏了，或是是不是走错了路。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天空象个大锅底，将一切扣在一片黑暗之中。
二姐在后面翻了个身，哼哼：“停车，停车，我肚子疼，我想拉翔。”
“不让你吃辣，你非要吃。”我嘟嘟囔囔地停了车。
二姐下车，蹲在路边吭吭哧哧半天，又在那儿叫唤：“给我拿点纸。”
大姐拿着纸下车：“我也想拉。”
我只得也下车，哆哆嗦嗦地活动活动腰腿。
只听得二姐在路沟下叫：“哎，哎，臭死了，你怎么这坏，要蹲在我上风头拉？”
“不是我坏，是风不正经，是风把你刮在了下风头......”
“你离我远点。”
“好，我挪挪。”
远远地，有车灯渐渐从道路的尽头一点点靠近，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爬上车，轰地一声打着了车，按下车窗对两人说：“快点，快点。”说着，慢慢开动车子。
行动迅速的大姐上了车，二姐慌不迭地提着裤子追了两步，拉开车门连滚带爬地上来，骂我：“慌个屁啊，你想把我丢下啊。”
“后面有车过来，我害怕。”说着，我轰着油门，将车开到了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
“三疯子，你慢点。”
方向盘在我手里，我怎肯慢。身后的车灯越来越近，我的恐惧就越深。被我在西安甩掉的那辆车又追上来了吗？他们是谁？他们究竟是谁？此时我怕不是野兽，而是人。
车速已经达到一百六。大姐一只手抚上了方向盘示意我：“慢点，慢点，晚上开太快危险，我眼晕。”
“我不想让后面那辆车追上咱们。”
“这个好办，前面再有二十多公里到乌兰，咱们在乌兰下去吃早饭，趁机找宾馆洗个澡，不洗头太难受了。”
二姐连声响应。
天色渐渐有了一丝亮光，前方的山峦轮廓越来越清晰，有大片湖水在侧方一闪而过，当第一束阳光从地平线上升上来时，我将车开出了高速。我已将后面的车远远甩掉了。
一直在没有一棵树的荒原上走了一夜，看到乌兰县城边上的一排排柳树在阳光下摇曳，竟有一种认他乡做故乡的亲切之感。
大姐和二姐欢呼，沉闷的心情一下子随着直呛呛洒落的阳光明亮了起来。
乌兰的县城不大，街道很窄，没有高楼，镇政府正在用高音喇叭放《东方红》，雄壮的歌声响彻在晨光中，时空好象一下子倒流回了七八十年代。
在这里，时光好象一直走得很慢。行人慢慢地走，有藏民歪在房檐下晒太阳，狗卧在路边听到喇叭声也只是懒懒地抬一下头，又趴下闭上了眼睛。
我们找了个包子铺，一人一笼包子一碗粥，结账时二姐嫌贵。老板可怜巴巴地说：“这里一片黄沙，荒蛮之地，什么也不产，所有的东西都要从外面运进来，能不贵吗？”一向伶牙俐齿喜欢辩论的二姐这次竟然没有抬杠，反而语气变得温柔无比：“老板，再来三笼，打包。”二姐的圣母心又起了。
吃完饭，找了个宾馆，要了个标准间，轮流洗了洗澡，大姐湿着头发扑在床上便睡死过去，二姐和我躺在一张床上，我想睡，二姐翻来复去一直在折腾，我被她搞得烦躁，问她：“你是不是不舒服。”
“嗯，肚子疼，想睡，但是一闭眼就难受，想吐。”
“旁边就是医院，咱们去找医生看看吧。”
“我坚持一下......”
我打断她：“二货，生病怎么能坚持？走。”
我翻身起床，穿上衣服，拽她起来，两人悄手蹑脚地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