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从当年的怒而削去孔圣后裔的衍圣公的爵位，到对孔氏南北两宗嗣位之争的冷漠，又到现在似乎不及余力的加封，好像是令人难以费解。但是只要与形势变化相结合来细思，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想当年大宋皇帝献城投降, 群臣或叛或逃，朝廷也是分崩离析，而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孔圣后裔也北行觐见敌酋，赵昺明白在这个时候若是自己仍不发声，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必须拿出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 抢占舆论的制高点。
此后北伐节节胜利，孔氏见蒙元大势已去, 又想弃元投宋想争夺虚位多年的衍圣公之位，这明显是墙头草的行为，且想当然的以为崇文的南朝会欣喜接纳。而赵昺却不能让他们坐收渔利，否则都对不起死于国难的那些儒士和追随自己多年文臣士子们，自然也要让其明白危难之时叛离的后果。
而现在却能欣然接纳，其一，孔洙以整理先人遗作重注《六经》为名，对其中内容做了有利于赵昺施政和革新的解读，这等于向他递上了投名状，承认了其为天下儒士共主的地位，也就变相承认大宋为中原正统王朝，并以儒家圣人为他们做了背书。
其二，儒家在大宋王朝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宋太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誓言和不杀士大夫的实际行动，也表现在对孔圣的祭祀上。
历史上对孔子的祭祀提升到国家层面，大约是出现在西汉中期。时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 以致上天发怒。朝廷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东汉时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
到了唐代，朝廷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
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二十二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
进入宋代，从祀制度更加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個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 子贡。政事：冉有, 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此外，孔庙还有专门的祟圣祠奉祀孔子上五代祖先，并以四配之父及宋代理学家配享从祀。
所以说在宋朝孔子的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并在几位‘神经质’皇帝推动下，对孔圣的祭祀一度成为与上天和国家的祖神同等级别的大祀，这种殊荣万古可能唯有孔子一人而已。即便赵昺废黜了衍圣公，但对孔圣的祭祀也一直没有停止，香火供奉从未短缺。
当下赵昺同意重新敕封衍圣公，同样也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士就成为后世各朝各代治理国家的主力，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帝位维护政权的左膀右臂，这在宋达到了一个高潮。
若孔子成为神，衍圣公俨然就是其在人间的代表，在儒者的心目中还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宋失去中原近二百年，南北对峙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民族撕裂。而赵昺重新敕封衍圣公，加封孔圣则可借其收拾人心，弥补南北之间的裂痕。
毕竟文化的传承向来是增加民族认同感和加强团结的良药，这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分分合合却始终能保持自己独特文化的原因。而当前赵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民族团结，消除南北两百年间分裂局面造成的隔阂，使国家真正走向统一……
“大成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陆秀夫听罢皇帝建议的加封谥号后，点点头道，“而大成亦本是秦乐之用语，一变为一成，九变而乐终，至九成而毕，称为大成。孔圣开创儒家学说，集前代先贤的主张和学说，而又自成体系，可谓大成！”
“陆相以为可用？”赵昺就是个盗取前世文化大成的窃贼，也不知用此谥号是否恰当，见其叨叨咕咕的低语，有些忐忑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