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了信封之后，里面竟然有三张纸，全部都是手写，一份英文、一份法文、一份中文。金璋是懂法文的，而身为驻中国的领事，当然也懂中文，因此简单的看了看前几行，确定这三张纸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于是将写法文的那张纸递给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将写中文的那张纸放在会议桌上，让懂中文的人自己拿去看。
这是一封劝降信，当然是由指挥部草拟的内容，传到直9上，由这边的官兵翻译成英文、法文，手抄三份，让一名俘虏的日兵送到租界里来。信里首先告诉众领事，自己的身份是海外华人，现在要回归中华故土，而天津城和大沽口都己被攻占，接下来是收回天津租界，而租界根本就抵挡不住自已的进攻，但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要求租界里的人放下武器投降，可以保证租界里的所有人的人身安全，以及私人财产不被侵犯，不过从中国掠夺的财富，则不在保护其列。如果租界拒不投降，那么军队将在早上八点钟准时向租界发动进攻，一切后果将由租界自付。在中文版的信末尾，还有加上一句“勿谓言之不预”。
众领事们都看完了这封劝降信，一个个都面面相觑，谁都没有想到，这批海外华人会给自己来这么一手，一时间谁都说不出话来，只是在心里盘算，是否接受对方的条件。
过了好一会儿，金璋才道：“各位先生，时间不多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就赶快说出来吧。”
葡萄牙领事道：“霍布金斯先生，既然对方提出，只要我们投降，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生命安权和私人财产，我看这是可以接受的条件，不如就答应他们……”
“不行。”还不等葡萄牙领事说完，俄国领事就打断道：“黄皮猴子的话是不值得信任的，谁能够保证，在我们放下武器以后，他们会尊守承诺，因此我们沒有别的选择，只能战斗，用战斗来保卫租界，你们不要被黄皮猴子给吓住了，别看他们攻下了大沽口、又攻下了天津，那是由于他们的对手不是我们英勇的俄军，在这里有两百名俄罗斯勇士在，他们根本不可能打进租界的。”
俄国领事的话立刻遭来了一阵白眼，因为俄国才是欧洲公认的最不值得信任的国家，翻脸比翻书还快，而且刚才俄国领事的话也太狂妄了，根本就没有把其他的国家放在眼里，如果不是现在是危急时刻，恐怕早就有人出来和他争辩起来了。
不过俄国领事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如果这事发生在欧州，当然没说的，早就决定投降了，还商量个锤子。但谁都不知道这批海外华人是从那里冒出来后，懂不懂规矩，又讲不讲规矩，万一放下枪投降，他们翻脸不认了怎么办，那时可就是任人宰割了。还不如拼死抵抗，就算打不过也可以像一个勇士一样光荣的战死。欧洲不排斥投降，但不表示欧洲人就是怕死鬼，只是能不死还是尽量不死好。
这时法国领事杜士兰道：“我看这样吧，既然对方向我们发出了劝降信，那么我们也不访派人去和他们谈判，我们可以投降、可以放弃抵抗，但不能让他们的军队进入租界，由其不能大规模的进入，只要军队不进入租界，那怕是给他们一些钱都可以。或者是把时间拖一拖也是好的。就算是不成功，也能够试一试他们的态度，这样我们再做决定也好。”
众领事们对杜士兰的这个建议到是一致的赞成，因为谈判对各国来说再正常也不过了，反正局势就是这样了，不管谈不谈得成，也不可能再坏下去，相反如果能够摸清楚对方的态度，也有利于租界做出正确的选择来。
至于谈判的人选，众领事们商议之后一致认为天津海关税务司司长德璀琳（Gust av von Detring）是最适合的人选。
德璀琳是英籍徳国人，从1866年起就在中国生活，从1878年到1893年（中间除了1882年至1884年）的13年间，德璀琳先后10次被推举为英租界董事长。而且从1878年起，德璀琳就担任了天津海关税务司司长。在中国俱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一直到现在。他和淸廷许多官员都有良好的关系，由其和李鸿章的私人关系相当密切，成为李鸿章开办洋务的重要助手和顾问，经常被委以外交方面的重任。
而德璀琳也知道，这项差事自己是推不掉的，因此也没有过多的推辞，立刻就接受了这个任务。而这时福岛安正主动要求，想随德璀琳一起前往，参加谈判。
原来福岛安正对这伙海外华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一个情报人员的直觉，让福岛安正隐隐感觉到，这批海外华人有着太多的未知密秘，而且本能觉得对日本似乎并不有利，因此福岛安正也希望能够借这次谈判，和这批海外华人直面接触，对他们有个直观的认识，以获得更多的情报信息。
众领事们当然欢迎福岛安正的要求，而且这样派一文一武两个人去谈判，也更为合适一些。于是两人也立刻准备了一下，起身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