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苏知道，员工们基本上都把存折留在了家里，自己赤条条一个人来国外打工。
人不是机器，赚钱养家属于情理之中，可有家不回，就有些不正常了。
所以安苏决定，回家一趟，看看到底是啥情况。
自从被派到国外，安苏这是第三次回家，他的爱人在当地一所中学任校长，儿子在西北农科大环境工程专业读研，家里似乎没啥需要她惦记的事情。
安苏前两次回家，基本程序是陪陪爱人，亲近亲近儿子，再抓时间去燕京看看父亲。
她的父亲，就是温晓宇的二爷爷。
这次她拿出主要时间慰问员工家属，她拿着地址单子，打了台车，一家一家登门拜访那些家员工家属。
秋天的韩中，天气渐凉，树木凋敝，韩江铁厂家属区也显得有些破败。
十几名员工多数住在这个家属区，或者说铁厂多数员工住在这个小区。
安苏刚刚从李宝根家出来。
李宝根是位经验丰富的老钳工，五十四、五的年纪，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李卫国已经结婚，而且有了两个孩子，二儿子李卫民据说也有了对象，等着买房娶媳妇。
铁厂家属楼是建厂那会儿建的筒子楼，李宝根的老婆，老大家四口和二儿子李卫民就挤在不到60平的房子里。
李宝根的老婆刘翠芬跟安苏说：“让他回来干啥？二小子拿他爸的工资买了辆摩托，在外边跑出租呢，现在都不回家住。我现在就是给老大家当保姆。”
“李卫民在干啥？”李卫民也在铁厂上班，也曾是安苏手下的员工。
“厂里实行分段责任制，他和一帮人承包了制氧站。
今天去厂里结算费用了。
据说厂里要拿水泥顶氧气钱，看情况我们家老大是要赔上了。
顶账水泥白送人都没人要，这不是胡搞么！”
从李宝根家出来，安苏又去了吴存光家。
吴存光是位出钢工，今年26了，还没结婚，他在家里排老末，上边俩哥一个姐姐。
吴存光的哥哥、姐姐都结婚了，他的二哥上半年才成的家。
吴存光的父亲去世了，活着的时候是厂里的电工，几年前检修设备触电工亡了，厂子里当年给了5000元的抚慰金，再给吴存光安排了正式工。
安苏到吴存光家的时候，吴存光的二嫂说婆婆在楼下住。
安苏回到楼下，在筒子楼前搭建的棚子里见到了吴存光的母亲刘桂琴。
老太太60多了，衣衫污秽、头发蓬乱。
安苏把吴存光捎来的800元钱交给老太太，老人家反应有些迟钝，安苏解释半天，她才明白这钱是
老儿子给他的。
她颤巍巍从破布衫里拿出个包裹，再翻出一张存折，一边给安苏看，一边说：“他姑啊，幺娃子的钱我都给他攒着，二娃找我讨要，我一分没给。
这是幺娃挣的，得攒着给幺娃说个婆娘。”
当年吴老汉工亡的时候，安苏见过刘桂琴，没成想现在是这个样子，整个人像乞丐一样。
安苏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握着老太太的手说：“老姐姐，小吴在外边有我照顾，这钱你该花就花，可不能亏了身子。
你住在这儿可不行，眼看天就冷下来了，咱得住到房子里去。”
刘桂琴推辞说：“楼上没我的地方，哎...我是作孽啊，生了四个崽儿。
老汉死给的抚慰金，我给老大娶了婆娘，二娃结婚就只能把房子给他。
剩个幺娃打光棍，等给他娶了媳妇，我找个没人的地方吊上就行了”
安苏坚决地说：“不行，你不能在这儿住，万一有个好歹该怎么办？这事儿我得管。”
安苏拉扯着刘桂琴就往外走，刘桂琴说道：“二娃结婚时候说好了，我到外边住，我在这儿挺好的。
不能跟媳妇闹，我这岁数了，死哪儿都行。”
安苏急眼了：“咱不找他们闹，咱去租房！你必须听我的，这钱厂子里出！
你可得把身体保住了，要不你这情况我回去跟小吴说，他还怎么上班？
他不安心，我们厂子生产也会受影响，你说该怎么办？
就这么定了，咱们去外边租房子，你收拾收拾随身的东西。”
连拉带拽，又以开除吴存光相威胁，这才让刘桂琴离开杂物间。
看房子、谈租金，折腾一天才把刘桂琴安顿好。
之后，安苏又去了那十多家，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
第三天的时候，铁厂一名副厂长登门拜访。
这位副厂长叫苏铁民，他跟安苏说：“大姐，您可是找了条好出路，要不把我们都带过去得了，家里这个乱摊子真是守不下去了。”
王铁民是前年厂领导班子整顿时提拔起来的，当初安苏也有机会进入铁厂领导层，但是她顾忌身份，自己选择了下岗分流。
就是说，安苏包括派遣到远东冶金的员工，在铁厂这边已经是下岗人员了。
王铁民说，新的领导班子还算尽职尽责，去年的产量、产值、销售收入、资金回笼率都有大幅度提升，不考虑贷款利息和资金费用，算是扭亏为盈，利税达到了3100多万。
现在的铁厂坚持“不付款、不发货”，避免产生新的应收账款。并积极争取金融部门的支持，加快清理“三角债”，通过相互抵债等方式清账达到了3000多万，再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换回汽车、水泥、日用品等物资总价值1.5亿元。
听到这里，安苏问了一句：“你就别往脸上擦烟粉了，听说顶账的水泥有问题？”
王铁民也没有隐瞒：“哎......拿来顶账的，哪儿有好东西，那些水泥都砣住了，用的时候需要砸碎了，盖楼房不行，只能卖到农村，给老百姓盖平房、砌猪圈用。
我们也是没办法，就连这样的东西，也得抓紧抢过来，晚一步欠款就打水漂了。
还有200多台车，平均折算每台都在20万，实际上5万都不值。
今年年初，我们按照经贸委的要求，推行了韩钢经验，实行了分段分包制度，把厂子各道工序作为独立的单元，按照市场价格来模拟确定内部转移价格，也实行了‘成本否决’的办法，但是并不能解决市场问题。
我们的包袱太重，厂里测算过，到上半年我们的负债达到了13个亿。
另外，我们名声太差，同样的产品，我们不降点价就会遭到排斥。
实话说，这次来也是厂里领导们委托我来的，请您看在一起共事多年的份上，帮我们想想办法，这三千多号人，不能再这么守着过下去了。”
<b/> 回家这一行，安苏的心乱了。
她是给下岗那批工人找了一条赚钱的路子，可是工人远在国外，家里不能照顾，如何两全？
韩江铁厂这乱摊子又怎么收拾？她本想跳出铁厂的圈子，不闻不问，但王铁民最后讲，他是代表厂里3000多号人来的。
王铁民曾经是2号炉的主任，比安苏小不了几岁。
离开时候，安苏分明看到对方眼里打转的热泪。
几天后，安苏去燕京看望父亲，说出了自己的焦虑，她想帮铁厂拜托困境，却无能为力。
安老端详着女儿说道：“世间哪有双全法？这也是改革需要付出的代价。
韩江铁厂几十年年一直不死不活，越这么拖下去包袱越重，我看最终还是不破不立。
咱们家是有名的‘守法户’。过去你在那儿工作，我不好发表意见；现在退下来了，更不能插手地方事务。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你这是牵着驴找驴，昏了头了。”
安苏有点疑惑：“爹，你老别跟我打哑谜啊。我怎么是牵着驴找驴呢？”
“嘿，你这孩子！解决韩江铁厂包袱应该采取市场的手段，你不是在给人打工吗？去找你的新东家啊。”